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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說公司在中美跨國并購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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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中國企業在美能夠順利完成跨國并購的案例數量遠低于計劃,其中一項重大原因就是政治阻力。本文就著重分析游說公司在解決政治阻力過程中的可行性。本文分為四個部分:中國企業對美跨國并購的現狀;從目標國政治力量阻撓方面對中國企業海外并購面臨的挑戰進行分析;提出借力游說公司的建議并用案例闡述其優勢。雖然越來越多的國內企業在美國市場中摩拳擦掌,但筆者提出:游說公司的相關制度尚不完善,游說策略仍需審慎施行。

      關鍵詞:游說公司;跨國并購;作用;局限性

      在新型大國外交戰略下,中美關系是十分重要的一環,中美關系的不健康發展對于新時代中國外交戰略的規劃都是極大的阻力。然而,由于美國對中國企業的對美投資采取雙重標準甚至是明確的歧視政策,加劇了中美兩國的貿易摩擦,也有向政治領域蔓延的趨勢,2017年12月,特朗普發布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將中國定性為“經濟侵略者”顯示了美國在新時期對華態度的明顯消極。中國企業“走出去”對外直接投資的道路愈發不平坦。在這種日趨嚴峻的形勢下,游說公司就為維持良好中美經貿關系創造了條件。

      1中資企業對外投資的政治阻力

      普華永道的報告顯示,2016年第一到第三季度,中資企業海外并購交易數量共計671宗,幾近2015年的2倍。中國企業跨國并購的蓬勃發展成為部分國家的安全隱患,最為顯著的就是中美關系逐漸演變為崛起國與守成國的關系,激起了西方關于兩國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論調。中資企業的收購征程也因此變得頗為艱辛。一方面,“國家安全審查”成為了國際投資壁壘的新形式,使得一些跨國并購案被迫流產;另一方面,大多中國投資者對于美國國家安全審查的規則及其背后的博弈不了解,時常低估安全因素在美國外國投資評估中的重要性,導致很多中國企業在并購前期投入諸多精力卻鎩羽而歸。據商務部網站援引GrisonsPeak的數據顯示,2016年第三季度中國并購交易總額為461億美元,第二季度為494億美元,而第一季度高達956億美元,呈逐季減少趨勢。對于發達國家來說,來自中國企業的跨國并購經常意味著資本與技術從該國的外流,所以一些國家對中國公司的跨國并購審查程序極其繁瑣嚴格,審查結果往往也不如人意,尤其是在涉及到戰略資源(中海油收購美國優尼科)、大型港口(中遠集團收購洛杉磯長灘軍用碼頭)、技術性企業(華為收購美國三葉公司部分資產)等敏感行業時。據《美國海外投資委員會年度報告》統計,在受審理的國家里面,中國所占比例從2005年的1.56%攀升到2013年的21.6%。2010—2013年間,提交美國安全審查的并購案共415件。直至2016年,CFIUS的170宗對外商投資審查案件的數目創下最高記錄,中國一直是最大的被安全審查國。

      2游說公司對跨國并購的潤滑作用

      游說是美國華盛頓一項巨大的新產業,游說者因其深厚的人脈關系和專業的決策能力影響著國會的政策,也幫助各種利益團體實現權力與利益的交換。游說行為的出現與發展并不意味著在美投資的政治環境的惡化,相反,游說者大多是退休美國官員或是投行高管,既深諳行業情況又長袖善舞,他們其實能夠更高效的向決策者傳達優質建議,這在客觀上是為美國政治決策的制定消滅了信息不完善。而缺乏對于游說的應用常常是中資企業并購失敗的原因之一。華為在進軍美國的過程中,因其軍工背景對美國家安全的威脅多次被拒之門外,不僅是由于華為缺乏美國市場上的盟友,且沒有提供足夠清晰完整的公司信息,更重要的是因為華為本身的企業文化有著傳統中國企業的封閉性神秘性的缺陷,不善輿論公關,使得美國對華為猜忌加深,2008年,華為聯手貝恩收購3Com;2010年,華為參與Sprint招標;2010年,華為競標收購摩托羅拉無線網絡設備業務;2011年華為收購美國3Leaf,均因安全問題以與機會失之交臂。對此,華為的回應僅僅是強調產品的安全性,絲毫不能改變美國政府的疑慮。歸根結底是不熟悉美國的政界的游戲規則,沒有重視游說的功效。若想疏通美國政經層面的關系,華為作出的應對可以是培育自己的游說團隊。兩個成功的例子,在聯想并購IBM的PC業務一案的國家安全審查環節中,雙方傾盡全力投入到游說準備中。在此期間,兩公司聘請了考克羅夫特——前任美國國家安全顧問,由他負責針對美國國家安全審查進行專門游說,因此得以順利收購。2014年Bloomberg在一篇關于阿里上市即將通過SEC審查的文章中寫道了阿里通過安全審查的大部分歸功于阿里擁有的一個政治游說公司,該公司涵蓋了前內閣人事主管、前貿易顧問、前財政部主管等角色,據該文章所揭露的信息,阿里巴巴每個季度用于游說華盛頓政客的費用高達十萬美金,這都是使得阿里這樣一個同樣是信息密集型的敏感產業得以通過安全審查的高門檻的秘訣。

      3游說公司的局限性

      游說作為一個頗受爭議的新行業,其打法律擦邊球的本質就造成了很大的弊端,即缺乏有效監管,在美國,該行業的法律監管可以說是幾乎空白,因此,國會在游說領域需要建立更完善的法律。游說文化盤根錯節,不僅是商業行為,更是深入政治,制度上的缺陷會造成整個說客系統的腐敗。說客們因其深諳個種規則,自有各種辦法繞過法律監管,有許多說客不進行正規注冊,這樣就對任何后果免負法律責任,這對于不熟悉美國游說行業卻亟待尋求幫助的中資企業無疑是一個陷阱,不僅會使得耗費大量精力的并購案全盤失敗,還會影響該企業在美國商界和媒體界的聲譽,拖慢企業進入美國市場的步伐。除此之外,游說公司因其對人脈關系的依賴性使得政黨的更迭對游說公司的效用影響巨大,據華盛頓“K”街的統計結論,與執政黨關系最近的公司往往吸金最多,而在每次大選期間,社會各界對于選票的猜測也極大地影響著游說公司的業務量分配。這其實暗含了游說行為的不確定性風險,和游說行業定價的不穩定性,也就會阻止游說行業的完善。顯然,借力游說公司確是潤滑政企關系的良好手段,但卻不適合每一個想要對美進行投資的企業。對于進行大規模并購的企業來說,最好的方法是培養自己的游說團隊,同時全面了解美國相關法案的限制與懲罰措施,聘請熟悉行業內情的人士充當顧問,防止在游說過程中觸及法律底線得不償失。小型并購案所面臨的安全審查常常較寬松,若需要游說可事先對游說行為進行初步預算,再結合前人經驗來選擇游說機構,還要組建專門小組負責對游說機構的調查與監管。保證游說行為的合法進行。此外,需要明白游說是一項需要統籌兼顧、全面規劃的商業政治活動,不僅要事先摸清政治和法律因素,其所處行業的敏感性、競爭對手的反應、審查過程中需要接洽的各方政府部門都要事先考慮到,這就需要中國企業保證在交易過程中提供的條款有足夠的透明度,然而這正是大多數中資企業無法做到的一點。

      4中資“走出去”需要雙方精誠合作

      對于中美商務往來的疏通,企業和個人行為都不過是輔助,真正能夠鋪平對外投資道路的還應是兩國政策的互利與協調。特朗普總統任期內政策的多變性是讓許多中資企業望而卻步的原因。但是應當理解貿易和投資雖緊密相關但卻相互獨立的關系。特朗普對貿易保護主義的推崇雖然是確然的,但這不意味著他會完全抵制中國在美的投資,因為中國資本進入美國其實是為美國創造了就業機會的,是為美國的發展注入動力。特朗普要使美國再次強大,與中國這個最活躍的經濟體進行合作是不可避免的事實,但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和其培植的內閣成員都對中國有著較強的敵對心理,這就使得美國對于中資企業并購行為的安全審查力度有可能繼續加強。中國企業跨國并購的路途上這一路障的解決仍需中美政府和企業共同努力。

      參考文獻

      [1]孫郁婷,陳瑩瑩,阿細,等.游說美國[J].21世紀商業評論,2012(22).

      [2]孫卓.k街游說公司盈利關鍵在“站隊”[N].第一財經日報,2010-07-29.

      [3]孟令宇.單邊游說條件下的兩國策略性貿易模型研究[J].中國市場,2017(14).

      [4]石培培.國會、總統、政府和游說公司[J].世界社會主義研究,2017(7).

      [5]宏宸.跨國公司游說:諳熟運作規則[N].民營經濟報,2017.

      [6]張小溪.美國政治游說體系亟待加強監管[N].中國社會科學報,2014-04-30.

      作者:郝淼 單位:山東財經大學

      游說公司在中美跨國并購中的作用責任編輯:張雨    閱讀: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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